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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论文:论述司法制度视阈下儒家思想价值

发布时间:2021-02-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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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儒家思想司法制度自创意义

 

  作者简介:石蕊,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经济管理学院;石荣广,武汉大学法学院。

 

  中图分类号:B222文献标识码:ADOI:10.19387/j.cnki.1009-0592.2020.07.080

 

  孔子以为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由此可见,儒家思想一方面强调德治和礼治在司法中的作用,同时倡导要德刑兼施。在古代社会中,德与礼浸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其调整作用非常普遍,不只能够预防立功,还运用到了详细的司法理论之中。

 

  一、基于“德治”的司法观

 

 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为儒家思想的构成提供了沃土。从春秋时期开端,历经东、西两汉,直至今日,儒家思想仍不时地将中华文化的精华停止交融传承,在民族肉体的塑造方面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
 

 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,关于“德”“德教”“德化”的内容比比皆是。古人把德与国度管理严密分离起来,“孟春之月,命相布德,和令,行庆,施惠”。“布德施惠”强调的就是“德教”,以扬“德”为善教。“施实德于民”和“恤民为德”请求统治者以德施德,注重德化。西周时期,“明德慎罚”的思想逐步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观念,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极大进步,充沛表现出统治阶级的善治认识。

 

  前期儒家非常推崇“以德教化、慎用刑罚”。“徒善缺乏以为政,徒法缺乏以自行”,孔子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独依托德教或单独运用刑罚,仅仅依托德教很难处置政事,仅仅依托法治也很难产生效能,表现出其德刑并举的治国理念。孟子的治国观念与孔子一脉相承,主张重德轻罚,德先而刑后。“杀一无罪非仁也”。同时,他提出,国度不应随便屠戮,无罪而杀人,会招致君民离心,民众迁移。荀子的见地与孔孟根本相同,他注重德教的作用,强调在司法过程中少用刑罚。荀子在《荀子·富国》中指出:不经过德教就采取刑罚,无益于治国;若无教化,刑罚虽多,但社会习尚不正,难以完成很好的管理效果。

 

  从孔子、孟子和荀子的行动中,能够得出儒家思想主张“慎用刑罚”的司法观念。

 

  西汉时期,“春秋决狱”这一司法制度确实立,是儒家德治准绳与法家法治思想的交融,完毕了自秦以来儒法两家的对立,儒家学者的社会管理观念得到普遍认可,其经典大义以司法制度的方式上升为国度意志,将“少用刑罚、以德治国和以德施教”引入了司法理论。唐代将“德治”与国度统治严密分离,法律思想的儒家化程度到达了古代社会的顶点,“德礼为政教之本”作为唐代法律的指导思想,将大量儒家经典学说直接作为法律条文的依據,唐代法律成为其之后的各个朝代的范本。

 

  二、基于“礼治”的司法观

 

  “礼”在古代是维持社会次序的重要标准,多数学者以为它来源于祭奠活动,在国度没有构成之前,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调整宗族内部血亲的“长尊幼卑”关系。夏、商两个朝代,“礼”所触及的范围逐渐扩展,由早期的祭奠活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但仍不够系统,没有构成典章制度,构成不了法律关系。周朝实行分封制度,为表现天子权威,维护阶级统治的需求,周公旦整理并开展了礼乐制度,将祭奠、衣食住行、婚庆、殡葬、教育等都以礼制停止标准,礼的意义和范畴发作了本质性变化,主要表现为:首先,调整对象的变化,由调整宗族内部关系转变为调整社会关系;其次,内容愈加普遍,包括社会各个方面。不只包括习俗习气、道德标准、礼仪礼节,以至连法律标准都包含在内;再次,外在方式也发作变化,“礼”上升为国度制度。周朝末期,随着王朝的衰落,呈现了“礼崩乐坏”的场面,春秋时期,孔子提出要恢复周礼,“礼乐不兴,则刑罚不中;刑罚不中,则民无所措手足”,强调了“礼”在司法结果中的重要作用。

 

  儒家思想中基于“礼治”的司法观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:一是司法理论中注重伦理纲常。如“亲亲相隐”,这一制度与现代司法制度是相背的,但却是儒家礼法并行思想中人伦肉体的表现。二是主张无讼。“听讼,吾犹人也,必也使无讼乎”,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以和为贵,当人们产生矛盾时尽量防止对簿公堂,如今许多中央仍存在这种现象,司法诉讼是传统礼法无法谐和下的选项。三是倡导忠孝。“五刑之属三千,而罪莫大于不孝”,在隋唐律中,不孝被列属“十恶”范畴,“不孝罪”表现了“礼”对司法制度及过程的支配和影响。四是司法诉讼制度必需遵照宗法制的准绳。“凡听五刑之讼,必原父子之亲,立君臣之义以权之”,司法官员停止罪行断定之前,首先权衡其行为能否在宗法制度答应范围内,能否有违父子、君臣大义,然后再依据危害水平停止量刑。五是司法审讯时,触及家庭关系的适用法律优先准绳。触及家庭亲属关系的立功,假如有两个以上规则,其中一条规则触及家庭关系则被优先适用。此外,从晋朝至清代,亲属关系的远近及尊卑也是司法量刑的重要根据,九族以内的亲属之间的互相损害行为,依照“准五服以制罪”的准绳停止定罪判决。六是司法上的特权制度。“礼不下庶人,刑人不上大夫”,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,立法上引礼入律,“八议”制度是礼法分离的典制之一。其中规则,司法机关无权擅自处置这八类权贵,他们立功后,“大罪必议,小罪必赦”,这一制度和“官当”制度简直贯串了我国整个封建时期。

 

  三、古代司法制度的自创意义

 

  (一)健全司法监察机制

 

  中国古代构成了完备的司法监察机制,不同的历史时期,司法监察机制的表现方式不同,但在详细理论中证明,是卓有成效的。在这一机制中,监察人员的选拔、运用、考核都有严厉的程序和相应的规则。同时,关于打击司法糜烂,维护民众利益也有特地的制度。

 

  古代监察体系强调独立性与垂直性,与现代管理制度中的垂直管理类似,各级监察机关之间是单线指导,相对独立。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赋予监察官员较高的政治位置,这种设计实践上也是强调监察权的非依附性。这种体制有力保证了监察权利的运转,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行政权的干扰,从而保证权利的高效、公正运转。

 

  当前,加快司法体制变革,重点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、变革审讯委员会制度、标准法院审级监视关系等。这标明,我国司法体制变革进入攻坚阶段,优化职权需求进一步明白公、检、法、司部门间的关系和权限,使监视机制愈加科学合理,监视渠道愈加顺畅和多远化;变革审讯委员会,本质上是强化法官的自我监视和自我约束,突出主官在案件审理、裁定、担任的主体位置,且标准其参与行为;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行政从属关系,理顺法院审级关系,是处理审讯权能否独立的中心问题;审检公开是大众关切的重点,可以直接表现司法民主,应自创我国古代及世界各国好的做法,保证大众司法知情权。

 

  (二)进一步完善案件复审制度

 

  “慎刑”是古代少用刑罚的表现,阐明古人对案件的慎重态度。如“秋后问斩”制度,古人以为秋主“杀”,其他时节不适合处决刑犯,秋天草枯叶落,合天时。实践上这只是设立该制度的缘由之一。这期间卷宗会逐层上报,直至最高决策者,构成古代的“死刑复核”制度。

 

  古代的逐级复审制度源于夏朝的“锡汝保极”,下级官吏审核案件做出判决时,一定要罪刑法定,注明处以刑罚的根据,至唐代时,我国古代复审制度根本完善。这一制度全面表现了“以人为本”的儒家思想。

 

  我国古代儒家“慎刑”思想和案件复核制度,阅历了数千年的理论,有一定的可取之处。完善司法复核制度,能够防止一些人为要素形成的冤狱错案,使司法愈加公平公正,更可以保证人民大众的合法权益。

 

  (三)完善司法调解制度

 

  “无讼“是古代中国的法律诉讼观念之一,在我国许多地域仍普遍存在。它反映了人们质朴的传统道德观,不希望经过诉讼的方式来处理纠葛,希望基于伦理道德、乡约民俗、族规家法等传统方式来谐和问题。

 

  现代调解制度的价值追求正是我国的传统价值取向,也是处理纠葛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。由于相关规则较少,标准性缺乏,民事诉讼法没有就司法调解做出明文规则。在详细理论中,经过司法调解的方式处理纠葛的胜利率不高。因而,完善司法调解制度,从制度上予以标准;另一方面,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应有针对性地进步司法调解才能,积极预防纠葛扩展化。

 

  (四)变革司法保证制度

 

  上述有关儒家思想中基于“礼治”的司法观的阐述中见,对古代司法制度对局部群体给予了较好的司法保证,其主要针对长者、弱者、特权等特殊群体,不详细普遍性。在证据、程序、监视等方面,我国古代司法保证措施有许多值得自创的中央。证据方面,如西周时期的“五听”制度。再如,《清会典·刑部》中规则,“凡斗殴伤重不能重履之人,不得扛抬赴验,该管官即率领仵作亲往验看”。经过逃避制度,来完成司法公正,西周时期的“五过之疵”中就包含了逃避制度。鞫谳分司制度、翻异别勘制度、录囚、会审制度等也都包含著聪慧。没有司法保证作为前提,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。变革司法保证制度,除了自创中国古代司法中优点,更要分离我国社会现状,坚持党的指导,采取各种有效措施,充沛保证各级司法官员独立行使权利,逐渐废弃干预司法工作的体制机制,在经费、人力、物力方面也应予以保证。

 

  (五)建立合格的、德才兼备的政法队伍

 

  受儒家“礼法”思想的影响,古代官员在行使司法权利时,常常心胸仁义,“少用刑罚”不得人心,道德约束力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次序。古代官员选拔制度中,“德”是最重要规范之一,周朝有“六德六行”的官吏选拔条件。儒家思想的开创人孔子提出了吏治的重要性;“文武之政,布在方策,其人存则其政举;其人亡则其政息”,经过“以德选官”来完成“以德治民”。古代的“司法”是“行政”的组成局部,除了选拔官员注重“德”,在官员考核时也常常把“德”放在首位。由此可见,司法人员的普遍道德程度,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平安。

 

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要依照政治过硬、业务过硬、业务过硬、义务过硬、纪律过硬、作风过硬的请求,努力建立一支信心坚决、执法为民、勇于担当、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”。“为政之要,惟在得人。”一个国度的平安与稳定,主要还要依托人才来保证的,因而,建立一支合格的、德才兼备的政法队伍尤为重要。

 

 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期,无论是国度制度还是法制建立,根本上都以“外儒内法”为指导,但总体上倚重儒家思想的作用。在司法制度建立和司法执行中,“德治”与“礼治”并举。可见,古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具有较强的变通性,“法”“儒”思想高度交融,有力维护了王权与社会次序,关于增强社会主义法制建立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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